原告甘某原为农行成都市高新支行职工。2001年12月，其向单位提出自谋职业、买断工龄，得到批准，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但在其依照国家规定办理社保手续时，发现单位将其档案遗失，并因此未再办理社保手续。
经多次协商未果后，甘某提起诉讼，要求高新支行为其补办从参加海军开始到高新支行工作的所有档案资料，赔偿因丢失档案致使其无法重新就业而造成的实际收入损失共72950元及可预见合理收入损失23万余元，赔偿其因不能办理社保手续而导致不能享受正常医疗保险和到达退休年龄后领取社保金而受到的损失，及档案遗失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失费用共计10万元等。
法院一审认为，甘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要求补办档案资料的诉请具有可执行性，该诉请因内容不明确，无可执行性，且其也无法证明自己是因档案遗失未就业，档案遗失与其是否就业无必然联系，与其要求的实际损失之间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而其主张的可预见的合理收入损失，也缺乏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对其这三项诉请均不予支持。但甘某的档案遗失确实给其社会保险及就业造成一定影响，故法院一审酌情支持3万元。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提起上诉。甘某坚持认为档案遗失造成其无法就业，高新支行理应为其补办、恢复职工档案资料，并赔偿由此带来的损失及合理的可预见收入，并认为判决只赔偿3万元过低。高新支行提出，甘某于1995年转入高新支行后随即发现档案丢失，单位实际上已为其补办了其在高新支行工作期间的档案材料，其在解除劳动关系后也完全可自己到社保局购买个人社保，享受正常的医疗保险和到达退休年龄后领取社保金，这与档案遗失无关，因此一审判决应予撤销，并请求驳回甘的诉请。
成都中院认为，甘某对要求补办的档案未明确具体的内容和措施，对档案遗失造成的实际收入损失以及可预见的合理收入损失，其也不能证明档案遗失与其是否就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述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对甘某主张的精神损失费等，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酌情认定3万元，也是妥当的。
